看不到孩子的妈妈：首例同性伴侣抚养权争夺案始末

看不到孩子的妈妈：首例同性伴侣抚养权争夺案始末

　　林迪的微信头像是一只简笔画的狐狸，旁边挨着一只小松鼠，分别代表儿子和女儿。这是她为自己曾计划开办的家庭教育工作室设计的logo。

　　女儿一岁多的时候，就能在密密麻麻的通讯录里找到她的头像，点开对话框。因此她至今不敢换头像，怕女儿万一哪天有机会找她，却找不到她。

　　有一天晚上，她梦到儿子背出了她的电话号码，然后他们得以重聚，孩子们把她紧紧抱住。她哭着醒了过来。

　　林迪手上的两个纹身。一个是儿子画的”妈咪“，是和孩子刚分离时纹的；一个是一只代表儿子的小狐狸，是在5月31日儿子生日那天纹的。过去几年发生的一切，正如一场美梦，她被残忍地叫醒了。

　　相恋，结婚，生子，争吵，破裂，分居，藏孩子，打官司，争抚养权。

　　这个情节似乎与一般的离婚案无异，只是当故事的主角换成了两个女人，性质便完全不同了。

　　在同性婚姻不被认可的情况下，林迪的维权之路异常艰难。她两次去北京，三次报警，结果连孩子的一面都没见到。最终她无计可施，将曾经相爱的伴侣告上法庭。

　　6月9日，是林迪见不到孩子的第197天。她还在等。

　　林迪每天数着与孩子分离的日子，漫长的等待让她时而感觉自己走在一条“无尽路”上。

　　“最弯的路”

　　自从大学认识到自己的性取向，林迪开始有意无意地让父母接触关于同性恋的信息，同时也感觉跟父母之间始终有一层隔阂，因为生活中很重要的那部分，没办法向他们敞开。

　　父母大概也感觉到了这种隔阂。2009年，他们主动跟她说，知道她是同志，也接受， “就希望你快乐”。

　　正是在那一年，林迪在一个朋友聚会上认识了章敏。两年后，又在同一个朋友聚会上重逢，当时两人正好都单身，便自然地在一起了。

　　2012年，在章敏的提议下，两人决定从上海搬到北京，与章的父母一起生活。

　　林迪从来没去过北京。她是上海人，从小在上海长大、读书、工作，亲友关系基本都在上海。当时她给已在苏州定居的父母写了一封信，征求他们的同意，希望他们理解，自己和女友对未来的规划。

　　到了北京，林迪先找了份管理类的工作，做了半年，有点不适应，感觉不太能融入新的环境，就辞了职，跟章敏一起帮其父母打理生意，她主要负责做财务，章的父母给她们发工资，两人的生活和感情渐趋于稳定。

　　林迪说，2014年两人就有了生孩子的想法，那时身边有女同朋友通过借精方式生了小孩，她们作为孩子的干妈，也感受到为人父母的喜悦，觉得如果自己有孩子的话，“一定也是非常美好的事情。”

　　下定决心后，两人便开始备孕，同时寻找相关渠道。一开始她们想问身边的朋友借精，也有人同意了，但后来仔细一想，又担心以后会发生纠葛。最终她们把目光瞄向了丹麦的一家公司，那里号称有全球最大的精子库。

　　联系好这家公司与专业诊所后，她们在2015年3月抵达丹麦，按照计划，她们将在欧洲待上三个月，各自有三个排卵周期可以进行IUI(人工授精)。但在第一个周期里，章敏检查出多囊卵巢综合征，所以第一次IUI只有林迪一人做。

　　做完后她们开始往南旅行，林迪几乎每天都会拍拍自己的肚子，笑着问：“说，你在不在里面？在不在？”十几天后在丛林里的度假村测出的验孕结果，给出了否定答案。

　　返回诊所的路上，林迪对章敏说，如果她能怀上双胞胎，自己怀不上也没关系。章敏纠正她，这不是重点，重点是两人都怀上。

　　为了加深彼此的联结，她们从始至终都用同一个人的精子。但之后的两次IUI ，均以失败告终。

　　她们按原计划回国，决定改做成功率更高的IVF(试管婴儿)，依然选择在丹麦的同一家诊所做。第一次IVF时，她们每人只有一个胚胎，最后都没有着床。再度失望而归。

　　2016年春节前，她们第三次远赴丹麦，做第二次IVF。取卵后第三天，两人各自植入两个受精卵，余下四个继续培养成囊胚。结果，囊胚培植失败，肚子里的4个也没有成为她们期待中的宝宝。

　　至此，她们已经努力了整整一年，叶酸也吃了一年多，没有一天停过。屡屡失败的沮丧感达到顶点，但就此放弃又心有不甘。后来经人推荐，她们决定到美国去，做最后一次努力。“如果还不成功，就只能接受了，说明我们没有这个运气。”

　　在美国取卵前，林迪、章敏两人打的针。在美国取卵六天后，由于卵巢衰退，林迪只培养出两个囊胚，下一步还要做PGS染色体筛查，这是她压力最大的时刻。所幸筛完后，她还剩一个，章敏有四个。

　　此行期间，她们在洛杉矶择日登记了结婚。那一天是2016年7月6日，她们穿着便服在市政厅的小教堂举行婚礼，林迪回忆，当时说完“Yes，I do”后，她不自觉流下了眼泪，签字的手也在颤抖。

　　2016年10月，章敏和林迪在美国先后接受胚胎移植。她们想要一个哥哥和一个妹妹，按原计划，林迪先移植自己的男胚胎，章敏再移植自己的女胚胎。但到了移植周期，林迪的激素没有达标，为了不打乱已订好的行程，她们决定按时赴美，让章敏先移植自己的一个男胚胎，等林迪激素合格后，再移植自己的男胚胎和章敏的女胚胎。

　　如她们期望的那样，三个都怀上了。朋友为此惊叹，“你们怎么那么勇敢啊？”

　　不幸的是，在12周产检时发现，林迪肚子里的那个男胚胎已停育。她在B超床上痛哭，章敏一直安慰她。

　　林迪说，虽然最后的结果与设想不同，两个孩子都是章敏提供卵子，但她们从来不觉得这有什么问题，“哪怕是现在我也不觉得有问题，这就是我们共同的孩子，是我们共同努力的结果。”

　　产检那天，林迪在一篇记录两年受孕经历的个人公众号文章结尾，写下这么一段话：

　　这一路上的曲折和欢喜都像是在测试我们的一致心意。为了组建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小家族，我们或许走了最弯的路。这已经无法用“成功”和“失败”或“幸运”和“不幸”来衡量我们的经历。那一刻，我知道，每一个孩子都是帮助我们来完整我们人生体验的。而我们依然还有两个优秀的孩子。我们也是通关后升级版的我们。

　　故事发展到此，才只是我俩下一段人生的引子。

　　破碎的家

　　“我们曾经很好”，林迪反复强调这一点。两人在孕期相互陪伴，彼此照顾，章敏对她“呵护有加”，很多画面让她至今想起仍有温柔的感觉。

　　那时，章敏因怀孕变得爱吃水果，她们晚饭后会一起出门散步，手牵着手去买水果，有时会停下来静静站着，相互依偎着，看月亮。

　　2017年，章敏与林迪去美国加州待产，先后于5月底、6月底生下儿子和女儿。

　　儿子出生时哇哇大哭，一旁陪产的林迪也哭得不成样。章敏是剖腹产，有点大出血。确认孩子无恙后，林迪赶紧回到手术台上的章敏身边，帮她按摩疼痛的肩颈。护士叫她跟着孩子去观察室，她说：“不，我要陪在我妻子身边，她更需要我。”

　　之后她到观察室去看儿子，观望了很久，才敢去抚摸他的小手，小心翼翼地唤他，他用小手握住了她的食指，她一下百感交集，又笑又哭。

　　28天后林迪生女儿，章敏也到医院陪产，把儿子托付给月子中心，全力照顾林迪。林迪是顺产，生了近十六个小时，过程非常难熬，还一度因为没在好时辰把孩子生出来，自责不已。章敏安慰她，这个出生时间也不错，我们的孩子一定不会差的。

　　儿子的出生纸上登记的母亲是章敏，女儿的出生纸上登记的母亲则是林迪。后来她们一直告诉孩子，他们有两个母亲，章敏叫“妈妈”，林迪叫“妈咪”。

　　女儿的出生纸上登记的母亲为林迪月子还没坐满，她们就带着两个孩子回国了，并决定独立带娃。林迪说，刚开始没有请阿姨，大部分时间都是两人一起带，彼此能互相体谅。后来章敏想转行业，开始到外面学习、工作，建立新的社交圈，她继续在家全心育儿，也请了一个阿姨帮忙。

　　之后，由育儿引发的各种观念冲突和摩擦，慢慢拉开了彼此的距离。林迪介意章敏在哺乳时抽烟，希望她能多陪陪孩子；章敏则认为林迪不上进、乱花钱。到了某个阶段，林迪感到很难跟章敏沟通。

　　林迪说，章敏是性格比较强势的人，平时相处基本以她的意见为主，当两人出现问题时，这种不对等更加明显，有时会感觉不被对方尊重，而对方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并为此感到痛苦。

　　但林迪始终觉得，“家是不会散的”，哪怕有再多的问题，大家可以好好商量，共同解决。因此当章敏提出分手时，对她来说是很突然也很沉重的打击。

　　林迪记得很清楚，分手那天是2019年3月1日，是章敏把她从苏州父母家接回北京的第二天，之前她们在电话里发生过争吵。

　　那天下午，章敏把她带出去买菜，回来的路上，开口第一句是：“你有什么打算？”她感觉，这就像一个公司的HR要辞退员工的姿态，平静，理智，不留余地。

　　而她的情绪波动剧烈，时不时会被对方冒出的一句话刺痛。相比感情的失败，对她打击更大的是，这个曾经圆满的家要破碎了。

　　章敏说，你可以走，两个孩子留给我，我会把他们带好。但她不相信，她觉得眼下没有人能代替她，给孩子最好的照顾。她提出想继续留在孩子身边，直到他们上幼儿园。章敏同意了。

　　几天后，林迪跟章敏第一次讨论孩子的抚养问题。章敏想让林迪去美国把女儿出生纸的生母改为自己，两个孩子都跟着她生活。林迪对此不置可否，只提出希望以后可以共同育儿，她每周可以探望孩子两次。章敏口头上答应了，却拒绝就此签一个协议。

　　“那她可以随时反悔呀！我觉得她只是想哄着我把孩子的出生纸改掉，改完之后就不需要我了。”林迪想，多拖一日，她就可以多陪孩子一天。

　　接下来近8个月，她和孩子朝夕相处，依然像以前一样照顾他们，每天拍照、写日记，记录与他们的点点滴滴，但心情已截然不同。她变得特别珍惜，更在意孩子的感受和需求，不像以前累了会想歇一歇或抱怨一下，“那时候觉得你们虐我，我也欣然接受”。

　　她开始带孩子出去旅行，带他们第一次下海、第一次坐船、第一次爬山、第一次参加婚礼……她想跟孩子创造更多回忆，也许有一天他们不会记得，但对她来说每一天都很重要，每一刻都珍贵，“像是偷来的”。

　　期间，她给孩子们讲过一个缓解分离焦虑的绘本《看不见的线》，儿子很喜欢听这个故事，因为她会把里面小朋友的名字换成他们的名字。“知道吗宝贝，不管你们在哪儿，妈咪都和你们在一起。”她抓着他们的小手说，两个相爱的人之间会有一根隐形线，虽然看不到，但它是存在的，它会牵住彼此，“妈咪很爱你，你一定要记得。”

　　生育孩子后，林迪曾计划从事幼儿教育工作，并学习了相关课程，这本儿童诗集就是她上课时做的一个作业

　　2019年5月12日，林迪与孩子们一起完成的画，作为母亲节礼物。

　　那段时间，林迪处于一种悲喜交集的分裂状态。一边，孩子们每天带来很多笑容和快乐；一边时刻吊着一颗心，想到早晚要跟孩子分开就很痛苦，偶尔缓不过来，只能趁孩子午睡时或躲进厕所哭一会儿。

　　她想过偷偷把女儿带走，也打听过外国籍小孩怎么报名上学，但又怕此举激怒对方，以后都见不到儿子了。

　　每次章敏一回来，她就觉得压力很大，言谈举止都小心翼翼，害怕眼神交流，又要察言观色，怕稍有不慎就“一脚踏空”，导致跟孩子分开。

　　离别终究还是来了。

　　2019年11月25日早上，章敏突然让林迪搬走，理由是林迪之前把她父母“赶出家门”。

　　林迪告诉澎湃新闻，11月初，章敏父母带着阿姨和两个孩子回舟山老家，她因故单独先回了上海，之后带着一位朋友和朋友的女儿去舟山玩，并提前发微信跟章母说，想让朋友母女在家住一晚，睡阿姨那间房，让阿姨睡沙发。但没想到，当天章敏父母去了外婆家，第二天才回来。

　　“后来我也觉得自己做得不好，有点太不把自己当外人了，还停留在‘我们是一家人’(的状态)。”林迪说，之后她和章敏父母在舟山待了十天左右才回北京，没发生任何事情，“我一直很尊重她爸妈，即便生活中有些观念冲突或矛盾，我也不会跟他们呛。”

　　那天章敏拿这件事指责她时，她觉得“有点百口莫辩”。但她认为，这只是章敏找的一个借口，目的是让她离开这个家。

　　林迪回忆，当时章敏一开始想让她拿钱，条件是把手续办掉，放弃孩子的抚养权。她不愿意。章敏又提出资助她再做一次试管，让她拥有自己的孩子。她还是不愿意。最后章敏说，你也可以把女儿带走，你现在立刻就把她带走。

　　林迪的第一反应是“我真的可以(带走)吗？”章敏又说，你如果真的把她带走的话，你会毁了她一辈子；你以后有什么怨恨，会发泄在孩子身上；你跟她没有血缘关系，她是有亲哥亲妈的，她有一天会来找我们，我会告诉她当初是你要把她带走的，她就会恨你。

　　这些话一下击中林迪的软肋。她最怕的就是伤害到孩子。

　　“作为一个在家多年没有出去工作的人，我很怕环境变动导致孩子过很差的生活，我怕孩子受委屈。”林迪说，分手这件事几乎摧毁了她的自信心，使她时常陷入一种“我真的那么差吗”的自我怀疑。她不知道自己还有没有能力把孩子照顾好。

　　章敏的那些话，犹如施了魔法的万钧之力，压在她本就茫然无措的心上，以至于不自觉地困在对方的逻辑中，失了方寸。

　　她决定先回去跟父母商量一下，再回来解决孩子的问题。

　　那天下午，她跟孩子们正常告别，随便收拾了两件衣服，带上女儿的出生纸和两张结婚证，离开了那个经营了七年的家。从那之后，她再也没有见过孩子。

　　被拒绝的探视

　　在回苏州的高铁上，林迪失控般地哭了一路。她感到无比后悔，恨不得立即掉头回去。母亲来火车站接她时也哭了，她拒绝了母亲的拥抱，像被痛苦灼伤到谁也碰不得。

　　离开原生家庭十几年，明明已经当妈妈了，突然一下被“打回原形”，以一个如此糟糕的状态，回到父母身边，重新变成了那个让他们担心的孩子，林迪觉得，她的人生太失败了。

　　十天后，在母亲的陪伴下，林迪鼓气勇气去北京找章敏沟通。“我非常清楚她不会让女儿跟我走，但我必须要开这个口。”她又紧张又害怕，压力很大。

　　林迪先把母亲安顿在宾馆，独自前往章家楼下的肯德基，与章敏见面。她回忆，章敏提出如果她要带走女儿，先把之前给她用的钱还回来。

　　那两年在国外受孕生子，花了一百多万，都是章敏父母出的钱，“我们帮她家里做事，我们也不拿工资，要花钱的时候，她妈就打一笔钱过来。”

　　林迪问，你要多少钱？章敏说一千万。两人谈崩了。林迪想看孩子，便提出要回家收拾东西，章敏说她来收拾，然后就上楼了。林迪回过神来，也跟着上楼了。

　　是阿姨开的门，女儿在边上站着，林迪还没来得及喊她，她就被拉进去了。章敏立刻出来，把门一关，开始骂人，因为她刚发现林迪把女儿的出生纸带走了。两人在楼道里争执起来，不欢而散。

　　第二天一早，林迪再回去，发现屋里完全没有动静，孩子已不在里面了。后来她得知孩子被带离了北京。她去问阿姨，阿姨很为难，表示不便再和她联系。

　　章敏说等过两天她有空了，可以继续谈。“你这样我们还聊什么呢，孩子都不在北京了。”林迪和母亲当天就回来了。

　　回到上海后，她开始找律师。她觉得凭一己之力根本无法要回孩子，她很难面对那个“很强”“很有谈判技巧”且深知自己弱点的人。很多时候她看着手机，想跟对方说她想见孩子，都不知道怎么组织语言，圣诞节前好不容易开口了，又遭到对方拒绝。

　　对她来说，光是面对章敏，就已经是很大的挑战了。她需要专业的人来帮助她，替她挡在前面。

　　律师高明月回忆，去年12月下旬林迪第一次找到他时，整个人很消极，情绪非常低落，对自己和案子都没什么信心。“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去鼓励她，这是我们在很多案子中不曾遇到的。”他劝她振作起来，“你要让法官知道你有信心去面对未来的生活，法官才有信心把孩子交给你。”

　　刚和孩子分开那段时间，林迪的状态不太好后来有一天，林迪的手机收到了孩子们的体重信息，那是北京家里一个智能体重秤发送的，说明孩子们已经回北京了。

　　当时已重新工作的她，趁着元旦放假，连夜坐了火车，于31日上午到了昔日的家门口。

　　家里有两道门，第一道是指纹锁防盗门，第二道是钢门。林迪说，她到的时候，第二道门没关，能听到里面有孩子的声音，章母也在家。她敲门说；“外婆，让我看一下孩子。”章母很惊讶，马上打电话让章敏回家，始终没有开门。

　　45分钟后，章敏赶回来了，劈头一句“孩子是我的”，她反驳说“孩子是我的”，于是两人在楼道里又开始了“幼稚”且无意义的争吵，言语激烈。“她有点气急，扯我头发，抓我手臂，想让我离开。”

　　高明月的北京同事袁富连赶到现场时，先是听到林迪在哭，然后看到个子较高的章敏拽着林迪右边的胳膊，往电梯方向拉扯，看到她来了，才停止动作。

　　袁富连说，章敏始终很冷静，后面警察来了，她也一直强调林迪是代孕的，要来抢她的孩子，还跟她要钱。

　　那天林迪报了三次警。第一次她和章敏同时报警。林迪回忆，警察来了之后，双方各说各的，一个拿出了出生纸，一个说有亲子鉴定，警察感到很困惑，她把整件事情解释了一遍，警察差不多听明白了，就说这种事不是他们的管辖范围，建议她去法院解决。

　　警察以扰民为由，把她们带到楼下谈，没有谈好。章敏表示跟林迪彻底划清界限，然后转身离开了小区。后来，她把林迪拉黑了。

　　之后林迪再次上楼敲门，求章母开门让她看看孩子。因为后来一直没听到孩子的声音，她很担心，就又报了一次警，求警察让她看一眼孩子，确认下孩子的安全。警察与章敏取得联系，但后者始终没有出现，并强调孩子不在家里。警察让章敏发一段孩子的视频过来，证明孩子是安全的，然后把林迪带到派出所做笔录。

　　下午4点做完笔录后，林迪独自返回章家，发现孩子又被转移走了，且这一次完全无从得知他们去了哪里。林迪被绝望击溃了。她千里迢迢来看孩子，确认孩子就在里面，离她只有一门之隔，却一眼都没见到。

　　深夜，她第三次报警，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倾诉。警察还是来了，规劝无果，又走了。她坐在门口的猫砂上，继续无望地等待，也不知道在等待什么。

　　那天北京零下6℃，她一天没吃东西，没上过厕所，又冷又饿，身心俱疲，蜷缩在昏暗狭窄的楼道里，就这样跨了年。

　　2019年12月31日，林迪蹲在北京昔日的家门口度过了跨年夜凌晨一点多，她到楼下的麦当劳吃东西。这家店她带孩子们来过，回忆让她无法久留，凌晨3点她打了辆黑车，逃也似的直奔火车站，却不知道火车站也会关门。

　　她受着冻，心慌了。刚好另一辆车停下，下车的女孩也发现来早了，赶紧又回到车上。林迪请求带上她，司机和女孩都同意了。司机本想把她们带到附近的餐饮店避寒，但开了几公里都没找到一家营业的店，他干脆停在路边，说等到5点再把她们送进车站。

　　车里开着暖空调，三个陌生人聊了一个小时，林迪也讲了自己的故事。最后司机没收她钱，还开导她说，只要是你的孩子，你们总归有一天会见面的。

　　她被这份善意所鼓舞，心里重燃起一丝希望。2020年的第一天早晨，她坐上第一班火车离开了北京。

林迪第二次去北京见孩子未果后，所发的朋友圈

　　漫长的等待

　　回到上海后，林迪正式委托高明月。1月14日，他们给章敏寄了律师函，希望对方接函后三日内与高明月联系，并协商沟通以下事宜：解除双方法律关系、两个孩子的抚养和探望、双方财产分割争议。但未收到任何回复。

　　林迪决定起诉。家人劝她不要打官司，说打了官司就什么都没有了，“可是我现在有什么啊？我连孩子都看不到。”

　　由于两个孩子是美国国籍，林迪一开始考虑在美国起诉，但咨询了当地律师，发现需在当地居住满六个月才可以起诉。他们又想办法在北京起诉，但无法取得章敏常住北京的相关证明，对方在北京没办过居住证。

　　于是只能到章敏的户籍地舟山起诉，但考虑到章家有亲戚在司法系统，林迪一直有些犹豫，她甚至还试过在苏州起诉，因之前在父母家为了给孩子打预防针，两人曾在当地办过居住证，法院核实发现章敏并没有在当地实际居住。

　　后来又遇上疫情，耽误了不少时间。直到3月中旬，她才正式在舟山定海区人民法院起诉。该院于4月1日受理立案。

　　舟山市定海区人民法院于4月1日受理该案起诉书的诉求是两个孩子的监护权和抚养权，法官觉得很奇怪，特来向林迪求证，问她为什么要抢别人的孩子(指儿子)。她向法官解释，她对这两个孩子的感情是一样的，任何一个她都不想放弃，“哪怕我没有权利我也不想放弃。”林迪说，也许有一天，等孩子长大了，他们就会知道，妈咪从来没有放弃过他们。

　　律师建议林迪找媒体报道下这个全国首例的案子，或许可以带来一些正面影响。也有朋友提醒，如果不愿意，可以拒绝采访。但她一次都没有拒绝，一遍一遍地重复诉说，她希望抓住一切机会，穷尽一切办法。

　　“全是为了孩子，不是为了孩子我没有必要做这些事情，分手就分手吧，没有关系。”林迪哽咽道。

　　第一篇报道出来后，她很害怕，担心章敏会打电话来骂她。结果并没有。后来上了热搜，又把她“吓死了”。朋友安慰她，“你知道吗，你在创造历史。”

　　作为一个从2005年就开始做女同公益组织的人，林迪深知这个案子对性少数群体的意义，站出来发声对她而言无可推辞，前提是她要保护好孩子和章敏的隐私，“我也要尊重她，不能把她推到人前去。”

　　林迪说，虽然不认同章敏的做法，但不曾有过怨恨，因为她知道，对方也是在用她的方式去爱孩子。“分手了，她可能希望彻底一点，孩子以后不用问那么多问题，不会有那么多困惑。”

　　近一个月，澎湃新闻曾多次约访章敏及其代理律师，均未获回复。

　　第一次去北京谈判失败后，林迪的状态一直很糟糕，尤其过年期间无所事事，她整日躺在床上，不吃不喝，以泪洗面，好几次都想放弃自己。但后来又想，还没有努力到最后一分，凭什么放弃？

　　她开始主动屏蔽悲伤，专心工作，每天健身，看书，学滑板，做甜点，甚至开始追星。什么事能让她轻松一点她就做什么，尽量让自己保持平和的状态。

　　为了调整自己的状态，林迪除了定期到健身房锻炼，还经常在晚上出来滑板，她说“每天一滑防抑郁”通常在夜里失眠时或梦醒后，会把她拉入情绪的深渊。

　　有一次梦到她带两个孩子去吃早餐，孩子被人抱走了，她疯了一样满世界找，章敏责怪她，你为什么把孩子弄丢了？醒来后，她崩溃大哭。

　　还有一次，她梦到去参加章敏和新女友的婚礼，新女友和孩子们相处融洽，像是已经取代了她这个妈咪。即便是梦，也有种难以排遣的嫉妒。她担心梦会成为现实，时常患得患失。

　　她猜测孩子们没有机会接触到任何跟她有关的信息。阿姨曾告诉她，刚分开那段时间，孩子们会问妈咪在哪里，但没有人回应他们。现在已经半年没有见面了，他们还会想起妈咪吗？不知道。

　　林迪时不时会梦到孩子们，有些是伤心的梦，有些则稍微能缓解下她的思念每过去一天，遗忘就多一分，她与孩子的距离又拉远了一点。时间是她的敌人。

　　4月中旬，章敏向舟山定海法院提出管辖异议申请，称其近年来一直在北京生活，已在北京丰台区连续居住满一年以上，本案应移送至丰台区人民法院管辖。4月下旬，高明月向定海法院提交关于本案管辖权的书面意见，认为被告未在法律规定期限内提出管辖异议，且提交证据不能充分证明北京丰台区为其经常居住地，应予驳回。

　　5月26日，林迪收到定海法院通知，案子确定移送北京。高明月判断，可能又要再等4个月才能开庭。

　　4月底，接受澎湃新闻采访那天，林迪健完身回家洗澡，突然悲从中来，大哭一场。“我已经做了15个采访了，就觉得好累啊，一直在重复，但真的有在改变吗？我还在等，一个开庭日期都没等到，一点进展都没有。”想到这些，她罕见地在白天崩溃了。

　　采访末尾，她说她会坚持到底，直到和孩子团聚的那一天。“他们没有回来，就永远努力，就永远努力，不要放弃。”像是给自己打气般，她重复了好几遍。

每次看到同龄的小朋友或者相关的事物，林迪都会想起远在天边的两个孩子

　　(林迪、章敏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