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性婚姻在南非：完成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之后

刘毅强：南非宪法法院法官卡梅伦是南非著名的同性恋权益领域先驱，他谈了同性婚姻自由的实现过程与当前挑战。

【编者按】刚刚通过的中国《民法典》仍然将婚姻定义为两个异性之间的结合。虽然草案征求意见期间，同性婚姻法制化的呼声很高，但最终并没有被立法者采纳。有学者表示未来中国可能会通过非婚同居的单行法来迈出这一步。

同时《同性婚姻比较法》研究的报告结果显示，三分之二多的中国人留学和移民去向的国家已经实现了同性婚姻自由。那这些位于世界五大洲的29个国家和地区是怎么实现的同性婚姻自由的呢？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独特的挑战，这些国家的经验对中国未来实现同性婚姻自由又有什么借鉴作用呢？

我们刊发的这一系列文章，将通过采访五大洲每个洲一个国家的亲历者，来介绍和探讨这些问题。这是本系列的第二篇。

埃德温•卡梅伦（Edward Cameron）法官是南非著名的同性恋权益和艾滋病防治领域的先驱，他在将禁止针对性倾向的歧视纳入到南非结束种族隔离制度后制定的新宪法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作用，也参与起草了一份实现南非同性婚姻自由的关键判决。因为他出色的工作，南非前总统曼德拉将其任命为南非高等法院的法官，他最后也成为了南非宪法法院的法官，并在2010年被授予曼德拉健康和人权奖。

卡梅伦法官在国际上也享有声望，他是将国际人权法适用于性倾向和性别认同相关事务的“日惹原则”的起草人之一。2013年，他受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的邀请，参加了联合国针对同性恋和性少数的保护的“自由与平等”倡议的启动仪式。他也是中国的老朋友，曾在2008年和2010年两次受邀来华分享国际防治艾滋病的经验，他的书《艾滋病人》也被翻译成中文出版。2017年中国驻约翰内斯堡总领事专程拜访了时任南非宪法法院大法官的他。

问：我们很多人都通过小崔（Trevor Noah）认识了南非和曾经的种族隔离制度。但少有人知道南非宪法中有关于禁止基于性倾向的歧视的条款，而这一条款为后来的同性婚姻自由铺平了道路。其实人们现在还是很难想象1990年代的时候这一切就发生了，你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这太神奇了。告诉我们这在是怎么发生的吧。

答：是的，这真的的是一个很神奇的事情。你知道在1990年代的时候南非终于结束了几十年血腥和丑恶的种族隔离制度，种族隔离制度的实质就是一种种族的霸权（racial domination）。那时人们实在受够了歧视，所以我们希望废除所有种类的歧视和基于身份的霸权，不管这是基于性别、宗教、语言还是肤色，或者是一个人的性倾向，实际上我们的宪法列明禁止的歧视就至少有16种。

我觉得这个中间有一个关键点是我们的同性恋社群（gay community）在当时能够被别人所看到（visibility），我们抓住了机会告诉其他人我们的诉求。你一定要去看一下Simon Nkoli的故事。他是一个很勇敢的人，在种族隔离的年代他因为反抗种族隔离制度而入狱，他在监狱里就向一起因反抗种族隔离而坐牢的人讲明了自己是同性恋，并成功获得了他们的尊重和支持，而这些“狱友”实际上是后来结束种族隔离制度的领袖。尽管在那个时候很多南非人都并不了解什么是同性恋，但他们通过Nkoli知道了同性恋，并且基于一个普遍的信念——所有的歧视都是可耻的，我们要废除所有的歧视，最终在南非新宪法里面写入了这一条款。

问：是的，你说的能见度这个很关键。中国最大的同志组织同志亲友会（PFLAG）也一直在做这件事情，同性婚姻是一个大家都很关注的话题。不过不管在哪里，同志社群中都会有人认为在同性恋面临很多其他严重问题的时候，婚姻平权更像是中产阶级同性恋所追求的，你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答：我并不这么去看这个问题，实际上一点也不。在南非整个运动中自始至终都有很多劳工阶层的人，这个运动一直也跟我们的工会运动结合在一起，而且它被看成是一个很工人阶级黑人的运动。总的来说，南非能够取得这些胜利，并不是因为这些诉求是某一种人的诉求，而恰恰相反，因为大家能够看到这是一个全社会的诉求。

问：在南非，同性婚姻自由基本是通过法院的司法判决的方式实现的，在世界上一些其他地方，人们通过议会投票甚至公投实现这一诉求，你觉得这些道路中间有优劣吗？

答：当然这个没有更好或者是更差的路径。在有些地方我们的社群准备得更好，有些地方我们的政治家准备得更好，有的时候我们的制度更先进，有的时候我们的社会理念更先进。在南非我们是幸运的，我们的制度和制度背后的理念走在了社会的前面，并带领了整个社会的前进。你需要看到的是，在经历了差不多四分之一个世纪以后，现在的南非终于第一次出现了全国多数人口支持给予性少数人群平等的待遇，我们也成为非洲大陆上第一个实现这一转变的国家，普通人在对同性婚姻的看法上也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但我还是希望强调刚刚我说的，我们必须要走出来让所有人看到我们，听到我们的要求，这才是改变的关键。同性恋人群最不一样的一个特点在于我们跟其他人可能看起来都一样，我们的脸上并不会写着我是同性恋，只有当我们告诉别人的时候，我们才可能被认识到，我们的诉求才可能被听到。

问：另外一位南非律师，前任联合国人权高专Navai Pillay 在2013年启动“自由与平等”倡议时说过，南非在保护性少数方面的部分法律是世界上最为完善的，但部分最为严重的仇视同性恋暴力行为也发生在这里，人们往往会为爱情付出生命的代价。面临这样的情况，你觉得我们可以做点什么？

答：是的，法律上的平等并不代表社会就完全接受了。但我们必须要不停挑战这些现存的困难，在艰难中迎难而上并坚持抗争。针对性少数的暴力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对同性恋的认可和保护是在挑战既有的性别秩序，而性别秩序又是一个社会最根本的秩序之一，因此有很多对此的不满有时会转换成暴力。但重要的是我们必须要坚持，不能放弃，即使取得了一些胜利。在南非，我们就出现了第一位公开为自己针对同性恋的不当言论而道歉的总统祖马，他也是第一个这样做的非洲国家领导人，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问：您刚刚提到了非洲，这也是我接下来想问你的问题。南非的故事如此激励人心，但似乎还没有能够在非洲范围内产生更大的影响，有什么我们可以做的呢？

答：是的，在非洲的情况有的时候很糟糕，在赞比亚和乌干达，还有其他一些非洲国家，都会发现有很多“恐同”的政客，他们有时甚至公开煽动对性少数的暴力和仇恨。南非的情况对于很多生活在那些国家的同性恋和其他性少数来说是一种欣慰。南非也越来越努力地在这个议题上做到更多，比如之前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关于这个议题的讨论中，因为希望不要冒犯这些非洲国家，南非的角色一直是比较消极的，但南非最近在性少数议题的投票时都投了赞成票，也积极支持联合国性少数特别报告员的工作。而且在南非和其他非洲国家领导人的领导下，在非盟的内部第一次出现了谴责针对同性恋暴力的决议。就像我之前说的，不管再艰难我们都必须要坚持，发现我们能够做得更好的地方，哪里是突破点，在南非以及整个非洲，突破点可能是医疗卫生以及非暴力这些地方。

我也想告诉你，中国在这个议题上可能发挥的作用也是巨大的。中国不是一个殖民非洲的国家，现在也是非洲最大的贸易伙伴，如果中国能够在这个议题上做更多的事情、产生改变，对非洲的意义是很不同的。“平等”这个词如果由中国说出来，那将会对非洲国家有巨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