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人对同性恋比现在还宽容"

时光网在柏林专访到华语片《再见，南屏晚钟》导演相梓，和她的丈夫、摄影指导Jose Val Bal，聊聊这部作品诞生的故事。

　　时光网柏林讯 出生于北京的电影人相梓在纽约上电影学校时，遇到了未来的老公。

　　现在，距他们首次相见已过去了8年，而他们也共同创作了他们的第一部电影《再见，南屏晚钟》。其中，相梓担任导演和编辑，Jose Val Bal则是影片的摄影导演。

　　这部电影被选入了柏林电影节赫赫有名的全景单元，并最终捧得泰迪熊奖。在那里，这对夫妻档与时光网进行了专访。

　　导演透露道，在拍摄期间，她已经怀孕4个月——这是这对夫妇的第二个女儿。这部电影的部分创作灵感也是来源于她自身的经历。

　　《再见，南屏晚钟》技巧娴熟地讲述了一个处于危机中的家庭故事。娜仁花非常好地饰演了这个家庭的女家长李久梅；几年前，她发现自己的老公竟是一个同性恋。

　　这对夫妇的女儿、已经怀孕的黄筱萸（南吉饰）与来自西方的丈夫一同回到中国的家时，过去埋下的秘密正试图将这个家庭撕裂。李久梅对丈夫和站在后者一方的女儿感到愤怒，于是加入了一个邪教。

相梓和JOSÉ VAL BAL（图片来自JOSÉ VAL BAL的Ins）

　　相梓生于北京，本科就读于北京林业大学经济专业，而后到了纽约学习电影。Val Bal则来自西班牙。现在这对夫妇和他们的两个女儿居住在巴塞罗那。

问：你们是什么时候相遇的？

JOSÉ VAL BAL：我们是2011年二月份相识的。我们都在纽约读研究生，然后在拍摄一支音乐录影带的剧组认识的。差不多10天后，我们又在学校见到了。之后的几年里，我们一起学习，有时候一起做做项目。在2012年底，我们开始约会了。又过了一年，2013年10月，我们结婚了。现在我们有两个女儿，大的已经4岁，小的才3个月。

我妻子在拍摄《再见，南屏晚钟》的时候已经怀孕4个月了，当然这纯属巧合。一年前我们就写好剧本了，但那时没有钱来拍，所以我们要拉资金。有段时间我们甚至都要去抵押房子来筹钱了，还好在去银行前有几个人决定投资，我们就觉得钱够了，可以拍了。那时我们还发现我太太怀孕了，然而她很坚定地说：“不管怎样我们都要拍。”

问：怀着孕拍电影是什么样的？执导一部电影就很有压力了……

相梓：没错（笑）。刚开始我记得我跟执行制片人讨论，我不知道该不该告诉演员们我怀孕了。因为我是个新人导演，又是一名女性，我怕他们会对我丧失信心，会感到心里很没有底。但我觉得告诉他们才是对的，所以在选角过程中，我就简要地提了下我怀孕的事，还是有很多人愿意跟我一起工作，这让我很开心。

问：这个故事的灵感从何而来？

相梓：我的母亲从2014年开始就加入了一个邪教，她是成员之一。在这之前，大概是我10岁的时候，她在另一个邪教，还把我带去了。我从那开始就对那种东西形成了一种幽默感。当我生下第一个孩子后，我跟我母亲说：“请您不要再信那个邪教了，那真的很可笑”，我试图跟她沟通，但她把自己很严实地包裹起来，并不想跟我交流。她想让我也相信她所相信的，这就是这个故事的灵感来源。

问：片中由南吉饰演的女儿有个来自西方的丈夫，你自己的丈夫也是西方人；片中她的母亲加入了邪教，你母亲也是如此。所以对于黄筱萸这个角色，你觉得自己有多像她？

相梓：大概60%吧，剩下的40%是否真实由不得我说了算。我丈夫的确是外国人，我母亲也确实加入了邪教，所以这些部分是真实的。

问：但在片中，那位母亲发现自己的丈夫是同性恋，这部分只是虚构？

相梓：是的，那只是故事。在中国，同性婚姻是不受支持的。他们表面上说对LGBT人群没有歧视，但又表示：“我们不允许同性婚姻，因为这与我们的历史与文化价值是相悖的。”对我正好很爱读古诗和历史类书籍，我发现有些古代中国人对于同性恋比现在还要包容。

在新中国，我觉得观念正在逐步转变。我想在故事里写进一个同性恋角色的原因是，现在有很多人不敢出柜，他们得向亲近的人撒谎，同时也是在欺骗自己。因为你不能对自己诚实，你会面临许多压力。

如果你选择这样活着，你需要寻找一个情感垃圾桶——你必须得把那些抑郁情绪都扔掉。你得努力去演，演得好像你跟大多数人一样，向亲近的人们证明这一点。你会变得很无助，所以你得找回自己本来的样子。在电影里，那位母亲把自己的女儿当成了一个情感垃圾桶——她就那样把所有负面情绪都倾倒给了女儿。

问：你们在学生时期就一起工作了。那么合作这部电影的感受如何？在结束了一天的拍摄后，你们是否会在晚餐时间还在讨论电影的事情？

相梓：我们不会一直讨论。有时候我们会，但是如果没在拍摄，我们很少会谈到这个。

JOSÉ VAL BAL：我们连续拍了18天，大多时候收工之后，我们会回家陪女儿——可能也会为接下来的一天做些准备，但大多数时候只是陪着女儿。你知道，这很有趣，但我们真的很少在家讨论电影方面的事。在家的时候，我们就把精力放在女儿身上。

问：在拍电影的时候你怀着孕，而你又要同时面对第一次指导所带来的压力。对你来说，拍这部电影是个愉快的经历吗？

相梓：是的，拍这部电影给我带来了很多快乐。大家会看着我挺着大肚子跑来跑去，然后跟我说：“我的天呐，你是怎么做到的？”但你知道，我已经生过一个孩子了，我知道该怎么做。在我怀大女儿的时候，我不碰咖啡和茶，甚至不敢吃生鱼——但我爱寿司！我怀老二的时候，我会喝茶，有时喝点咖啡，还吃寿司。所以我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因为我已经有这方面的经验了。

JOSÉ VAL BAL：我们还做了很多前期工作。我们获得投资的时候，就发现她已经怀孕了。那时候我们已经计划了预算，排出了拍摄日程。因为已经知道她不能一天工作太久，所以我们的计划也考虑到了这一点。

问：今年在柏林，是中国电影的大年。这是否证明中国电影已经来到了一个好的时代？

相梓：我想是的。有几年时间里，只要你拍电影就可以赚钱，无论是什么类型的片子。只要你拍些稍微烧脑或者优点搞笑的片子，一旦上映，你就可以赚到钱。很多拍网络电影和网剧的人也可以赚钱。但现在观众的要求明显提高了，他们知道哪些点子很烂俗，哪些是非常好的巧思。所以这个市场在越变越成熟，我想那些投资人也在变得成熟。

问：你已经想好下一部作品的故事了吗？

相梓：是的，还是关于家庭的。故事关于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他经历过三次失败的婚姻，却还是想追求真爱。背景依旧会在中国。

问：把自己的作品带来柏林是什么感受？

JOSÉ VAL BAL：我想人们不是为了电影节而做电影，而是想通过电影来将想讲的故事展现出来。我们开始是想参加柏林电影节，但你知道，有4000部作品一同角逐，只有400部能进入电影节；最后，只有45部可以入围全景单元。所以当我们知道自己的作品被选中，真的非常开心，也深感自豪。

问：Jose，将来你会尝试执导吗？

JOSÉ VAL BAL：未来的某一天，会的。现在，我太太会做导演，我来做摄影师。我有个想要导演的电影雏形，但我太太已经有两部我们想一起完成的剧本了——我们得先把这两部拍完，然后我也会考虑自己导演的那部。

问：你会做他的摄影师吗？

相梓：（笑）不，他想让我给他当剪辑。